短暂的茶馆经历，也给他们留下了无穷的回忆和无限的遐想。视觉中国|图
2002年8月27日，我到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办公室聊天。那几年，我几乎每个夏天都到华中师大讲学。这里有一些学界老朋友，很高兴每年都能见到他们。那时章开沅先生年事已高，但还是经常到他在历史研究所的办公室。虽然我尽量避免去打扰老人，但我们有时开会也能见到，也可以聊天。
那天记不得因为什么事情，我到章先生的办公室，自然而然就聊到了我当时正在研究的茶馆。章先生对这个课题非常感兴趣，便讲到了他对抗战时期四川茶馆的记忆。
因抗战全面爆发内迁，章先生于1937年至1942年在四川江津待了好些年，他对茶馆的印象特别深。那时他上中学，经常去坐茶馆，看到那些谈生意的，穿着长衫，当他们讲价钱时，两方用手在长袖里比划，不用语言便可以手讲价，但是别人并不知道他们具体讲定的价格。
当时他们都是穷学生，买不起茶，便只要白开水，称为“玻璃”，因为没有茶的白开水没有任何颜色，是透明的，所以有了这个说法。如果他们要离开一阵，如去买东西、游泳，便把茶盖翻过来，掺茶的师傅便不会把茶碗收走，他们回来又可以继续喝。
从章先生的回忆中，他青年时代在四川度过的那些艰苦年代，留下了对四川的美好印象。特别是在那里，一个穷学生没有受到歧视。在茶馆里，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。
大概在八年以后，2010年我的《茶馆：成都的微观世界与公共生活》（2008年先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）的中文版出版，特别记着给章先生寄了一本，书中我也引用了章先生的上面这个回忆。
最后一次见到章先生，是2017年12月。在华中师范大学马敏教授的安排下，由章开沅先生的家乡湖州邀请一些学者去考察。章先生的夫人黄老师也同行。在这段行程中，特别感触到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那里真是人杰地灵，经济文化和社会都有非常好的发展，出了许多像章先生这样的著名学者。就是章氏家族，也人才辈出。
非常有意思的是，我们还顺道访问了一家老茶馆，即南浔荻港村的“一元茶馆”。我们在里边休息喝茶。这个茶馆看起来破旧不堪，正是因为它的这个风格，里边是老家具、老装饰、老器皿，吸引了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。据说这个茶馆建于清末，就在大运河的边上，非常有自己的特色。也是村里边的老人聚会、聊天，甚至理发的地方。这和过去成都的老茶馆倒是很有相似之处。
另一则是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前副所长黎澍先生的茶馆故事。2004年1月30日和31日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召开的“历史思考与当代中国人文学”（Historical Thinking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Humanistic Studies）的工作坊。这是由东亚研究所所长叶文心教授组织的，参加的学者有魏斐德（Frederic Wakeman）、李泽厚、朱维铮、齐慕实（Tim Cheek）、耿云志、罗志田、欧阳哲生、魏定熙（Timothy Weston）等。这个工作坊主要讨论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各种问题。我在这次会议上提交了《进入城市的底层：从成都重新思考中国城市史》（Entering the Bottom of the City: Revisiting Chinese Urban History through Chengdu）的论文。
1月31日会议结束以后，参加会议的人一起到伯克利大学附近的一家中餐馆就餐。我与李泽厚、耿云志、朱维铮等教授坐一桌，大家随便聊天，不知道怎么话题就聊到了成都的茶馆。耿云志先生说，黎澍先生在世时告诉他，抗战时期，黎澍在成都办《华西晚报》，他在该报上发表的许多文章都是在茶馆中写的。朱维铮先生补充说，抗战时复旦大学迁到重庆北碚，学生复习功课和准备考试都到茶馆里，因为他们的住宿条件太差，在茶馆里要舒服和方便得多。
根据一些回忆录，西南联大在云南时，许多老师和学生也是到茶馆里去看书做作业。闻一多先生还写下了他那首著名的《茶馆小调》：
晚风吹来天气燥，
东街茶馆真热闹，
楼上楼下满座啦，
茶房开水叫声高。
杯子、碟子叮叮当当、叮叮当当响呀，
瓜子壳儿劈里啪啦，劈里啪啦满地抛。
有的谈天有的吵呀，
有的苦恼有的笑。
有的在谈国事，
有的在发牢骚。
只有那茶馆老板胆子小，
走上前来细声细语，细声细语说得妙：
“诸位先生，生意承关照，
国事的意见千万少发表。
谈起了国事就容易发牢骚呀，
惹起了麻烦你我都糟糕。
说不定一个命令你的差事就撤掉，
我这小小的茶馆也贴上大封条。
撤了你的差事不要紧啊，
还要请你坐监牢。
最好是‘今天天气……哈哈哈哈’，
喝完了茶来回家去睡一个闷头觉”。
“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……”满座大笑，
“老板说话太蹊跷。
闷头觉，睡够了，
越睡越苦恼。
……”
当然关于这首《茶馆小调》有各种不同的说法，有人说并不是由闻一多所创作，他无非是把当时流传的歌谣记录了下来。也可能作者是匿名的或者是大众的创作，从中透露了当时人们对国民党压制言论的愤怒和追求自由的决心。闻一多本人也为追求言论自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
时间过得真快，距那次会议，一晃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，那天坐一桌一起聊茶馆的李泽厚、耿云志、朱维铮三位先生，都已经作古，这篇短文也是对他们的纪念吧。
写到这里，想起我的姨爹何满子，他是抗战时期从上海到了成都，留下了许多关于成都茶馆的描述。他回忆道，有如巴黎的咖啡，“茶馆之盛，少时以为当属江南为最；稍长，到了一次扬州，才知道更盛于江南；及至抗日战争时期到了成都，始叹天下茶馆之盛，其在西蜀乎！”
何满子也回忆道，经常在茶馆里面与编辑或作者讨论事情，约稿和交稿经常都在茶馆里进行。他便注意到20世纪30-40年代成都的公共厕所都有编号，一次他在北门附近发现一个厕所的数字是970多号，因此他估计成都的茶馆可能上千。他还看到，为茶馆挑水的挑水夫多不穿鞋，这并不是他们为省下鞋钱，而是他们的“职业道德”使然，因为赤着脚，他们便能走到河中间去取最清亮的水。
何满子系江南人，除了战时在成都以及“反右”后被发配西北几年，他一生几乎都在江南度过，但成都茶馆是他常写的主题之一，生动地记录了他在成都茶馆中的经历和观察。
实际上，何满子不过是许多对成都茶馆情有独钟的外乡人之一，他们深受成都丰富的茶馆文化之感染，哪怕是短暂的茶馆经历，也给他们留下了无穷的回忆和无限的遐想。
何满子所写的对成都的回忆，都有一种怀念和温馨的感觉，几乎看不到当时外地人在报纸上对茶馆的那种批评。在那个动乱的年代，茶馆给了这些远离家乡的人们一种特殊的感觉。他们虽然是外地人，但是茶馆能让他们很快融入这个城市的生活中，了解地方风情和生活习惯。
王笛
责编 邢人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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